在红军长征约２０万的部队中，有两三千名女 红军战士参与了这次征程。她们分别在红一、红 二、红四方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中担任宣传、救护 以及战斗等任务。这群红军女战士们以其坚强的 意志走完了二万五千里艰苦卓绝的征程，经受了 比男性战士们更多的磨难，对中国革命战争做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 央红军准备从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根 据董必武的记述，中央红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出 发时，原调有三十多个女干部，最大一部分是送总 卫生部，几个有病的养病，四个有身孕的在那里休 养，做工作的约二十人。……真正随军出发的还不到三十个女子”。

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女性有３０名，她们是 蔡畅（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共江西省 委组织部长）、邓颖超（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 委员）、贺子珍（红一军宣传员）、康克清（红军总司 令部直属队政委）、刘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 李坚真（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金维映（中央组 织部组织科长），刘群先（中央苏区总工会女工部 部长）、李伯钊（中共苏区红军学校教员）、肖月华 （中央机关机要收发）、廖似光（共青团中央巡视 员）、陈慧清（国家保卫局党总支书记）、李建华（中 央机关报务员）、邱一涵（红军学校教员）、周月华 （中央苏区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杨厚珍（红九军 团干部）、曾玉、邓六金（福建省委妇女部长）、吴富 莲（粤赣省委妇女部长）、吴仲廉（中央党校教员）、 钱希钧（中央政府机关党总支书记）、李桂英 （粤 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钟月林（苏区中央局妇女 部干事）、刘彩香（粤赣省委妇女部干事）、王泉媛 （苏区中央局妇女部委员）、危秀英（江西省委妇女 干部）、谢飞（国家保卫局机要员）、谢小梅（中央党 校干部）、危拱之（中央苏区工农剧社总社副社长） 和甘世英（苏区中央局妇女部秘书）。 这３０人除 了康克清在总司令部，蔡畅、危拱之在总政治部， 以及刘英等人在中央直属机关外，其余女干部都 被编在了董必武领导的中央总卫生部妇女队，后 被编入干部休养连中的妇女班。李坚真任休养连 指导员。在长征中，甘世英、李桂英、谢小梅等３ 人中途留下来参加地方上的宣传工作，吴仲莲、吴 富莲、王泉媛等３人则是在会宁会师以后参加了 西路军。所以，最终跟随红一方面军队伍到达陕 北根据地的红军女干部共２４人。

红二方面军长征中的女红军大约有２０人，原 分属于两支队伍，分别是红六军团以及红二军团。 １９３６年７月，两军团在四川甘孜顺利会师后组成 了红二方面军。长征中，这２０名女红军没有独立 编队，她们分散在部队的各个单位，大部分在政府 机关、宣传队、卫生队以及电台等部门，“除个别人 外，都随部队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人数最多，有将近３０００ 名女红军。她们有自己独立的编队、统一的编制。其中有很著名的妇女独立团２０００多名红军女战 士，她们不仅在宣传、后勤方面表现出色，同时也 具备一定的战斗能力。其他编队还有妇女工兵 营，共５００人左右，主要承担的是运输工作；红四 方面军总医院，主要担任救护工作；总话剧团的女 红军们担任的是宣传工作。

红二十五军中的女红军人数最少，一共是７ 人。她们分别是周东屏、戴觉敏、田喜兰、张桂香、 曹宗楷、余国清、曾纪兰， 被称为“七仙女”。 她 们都是医院的护士，在队伍中从事护理工作。其 中５人完成了长征，２人在中途牺牲。 在２０万长征健儿中，女性红军的数量只占百 分之一左右，规模并不大。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 当时社会环境中传统思想对妇女同胞的束缚，以 及妇女本身生理体质方面的虚弱。由此，我们更 能体会那些凭借着自己意志长驱二万五千里跋涉 的红军女战士们的艰辛。她们是长征路上的巾帼 英雄，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壮丽的诗篇。